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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[杨骚与鲁迅先生的交往] 鲁迅先生和年轻人的交往

    2019-03-15  红叶文摘网  本文已影响   字号:T|T

      2010年1月,是漳州藉现代作家杨骚诞辰110周年的日子。历史很奇怪,有些过往的事情会随着岁月的流逝渐渐淡出,有些过往的事情却会随着时间的冲洗而清晰起来。杨骚与鲁迅的交往便是其中一桩。在这让我们后人思念的日子里,翻捡出这位左联作家的往事,当有另外一些意义。
      上世纪二十年代初,杨骚在日本留学时,已在上海发表了一些新诗,后来他从家乡福建漳州到新加坡教书,课余仍在写作。1927年秋,杨骚回国。他是非常幸运的,一个人孤帆独影般地从海洋那端迟疑地、无奈地、咬着牙地停靠在上海这个码头,在失望和希望之中竭力奔波时,他认识了鲁迅先生。
      这时,他到上海才刚刚3个月。
      1928年1月25日,这是一个普通的日子,间或有小雨,是春雨,绵绵细细的,千丝万丝牵惹着人心。杨骚心绪不宁地看着窗外,他已经和一个同乡约好,下午要去拜访仰慕已久的鲁迅,他心里有点惴惴然。
      午后,云渐渐高了,后来竟然散了。杨骚和林和清来到闸北东横浜路,雨过天晴,路面还是湿的,路边积着水滩,湿的路面和积水的路边,都铺上明亮的阳光。
      林和清是林语堂的三哥,和杨骚一样,都是漳州人,同鲁迅认识比较早。他们在景云里23号门前停下,林和清敲开了这一扇样式很普通的门,鲁迅先生就住在里面。
      杨骚同鲁迅的这第一次见面谈了些什么?不得而知。几十年后,杨骚偶尔曾回忆起年轻时在上海的事,也回忆过同鲁迅的交往,但这第一次见面却未留下片言只语,也许他同鲁迅的往来后来多了,其他方面深刻的印象多了,而这些深刻的印象反倒将第一次见面的印象掩没了。
      总之,这第一次见面的痕迹,只在鲁迅的日记里那短短的一行字中留了下来:
      “二十五日雨,下午晴。寿山来。林和清及杨君来。”日记中的“杨君”,在《鲁迅日记》的“人名索引”中指明这是杨骚。
      予这次见面成为杨骚和鲁迅交往的良好开端。此后不久,杨骚成为当时鲁迅主编的《语丝》杂志的撰稿人,成为鲁迅主编的《奔流》杂志的主要撰稿人。还出现了同一期有两篇署名作品。《奔流》一共出了15期,杨骚在上头发表的著译有15首诗,3个剧本,1篇小说。
      杨骚迅速步入上海文坛,日渐为人们所瞩目,鲁迅的提携起了极大的作用,他自己也持续保持着高涨的创作热情。
      杨骚同鲁迅的关系日益密切。在《鲁迅日记》中,有关杨骚的记载,1928年有31次,1929年有38次。这种关系,在当时的文学青年中,是少有的。
      杨骚成了鲁迅的年轻朋友,他们一同外出吃饭,一同外出看画展,言行举止也随和起来。1928年9月27日,鲁迅在日记中写“晚玉堂、和清、若狂、维铨同来,和清赠罐头水果四事,红茶一合。夜邀诸人至中有天晚餐,并邀柔石、方仁、三弟、广平。”玉堂即林语堂,若狂即林惠元。林惠元系林语堂大哥的长子,也是个文学青年。维铨是杨骚的原名。同年12月30日,鲁迅在日记中写“晚杨维铨来,因并邀三弟及广平同往陶乐春,应小峰之邀,同席十三人。”1929年4月27日,他在日记中写:“午后杨维铨来,并同柔石及广平往施高塔路……”
      既然成了朋友,他的心事也向鲁迅坦露。杨骚带湖南女作家白薇到鲁迅家,同鲁迅见了面。鲁迅在日记中第一次记载他们来访是1929年4月28日。
      白薇是这样回忆起第一次同鲁迅见面的情形。“杨骚领我去见鲁迅,我刚走到楼梯脚,踌躇又想跑了,不料鲁迅先生温和地在楼梯口上声声喊:‘白薇请上来呀!上来!’我一溜走进他的书房,微低头不敢正视。一把蒲扇对我的白衣领来,‘热吧!’他替我扇了两下又去展开许多美术书画给我看,并且和蔼地给我说明那些图画的意思,我才看清他是我父辈的严肃可亲的长者,一股敬爱的心,陡然涌上心头。”
      实际上,鲁迅未曾同白薇见面前,就十分关心杨骚同白薇的关系。他的关心细致又烫贴。他对许广平说:“我编排他们的稿件,不是杨骚在前,白薇在后,就是白薇在前,杨骚在后。”查一查《奔流》杂志的目录,果然如此,节录如下:
       第一卷第一期1928年6月20日出版
      赠──(诗六首)杨骚
      打出幽灵塔(社会悲剧三幕之一)白薇
      第一卷第二期1928年7月20日出版
      打出幽灵塔(社会悲剧三幕之二)白薇
      错乱(诗)杨骚
      第一卷第四期1928年9月20日出版
      夜的上海(诗)杨骚
      打出幽灵塔(社会悲剧三幕之三)白薇
      第一卷第五期1928年10月20日出版
      春笋的歌(诗)白薇
      飘落(诗五篇)杨骚
       不明就里的细心读者看到这种编排,大约是会揣摩编者用心的,文坛中人当然更是一目了然。
      杨骚同鲁迅往来的闲谈中,谈到了白薇身体不好,自己应当助上一臂之力,但苦于刚到上海不久,经济上非常窘迫。鲁迅十分理解恋情中的青年,也认为杨骚和白薇是具有文学潜质的,他给予了长辈加朋友的支持。1928年8月15日, 他寄给杨骚50元,还附上一封信。可惜后来鲁迅给杨骚的信全部失落了,这封信的内容也无从知晓。同年10月17日和26日,又先后借给杨骚各100元。 鲁迅的帮助无异于雪中送炭。这些钱用在了白薇的治病上,杨骚又不想让她知道是向鲁迅借的钱。于是,这成了他们两人恋爱史上的一个小小的秘密。几十年后,杨骚在同侄儿的闲谈中谈到了这件事。许广平后来在回忆文章中也写道,杨骚“曾为了爱人的病需要在物质援助而又不要给爱人知道,先生满足了这希望,且恪守了约言。”但白薇却可能一直也不晓得。
      除了经济上的帮助之外,鲁迅更多的是创作上的扶助。杨骚写了一个反映文坛中人吃人的盘剥现象的剧本,鲁迅看过后,亲自给这个剧本起了题目。杨骚很高兴,当天就写信对白薇说:
      “我下午闷得要命,出去作电车旅行……后来到L.那边,他说我那篇戏曲要得,题名拟为《蚊市》,比剧中人物为蚊子之意也。并且‘蚊’字为‘文’与‘虫’两字合并而成的,更是有趣。”
      这篇叫《蚊市》的剧本在《奔流》第二卷第四期上发表了。
      杨骚同鲁迅这种密切的关系保持了整整两年。1929年12月30日,鲁迅在日记里最后一次提到杨骚。此后,杨骚在鲁迅的日记中消失了,直至鲁迅逝世。这期间,杨骚依然活跃在上海的文坛中,他的作品频频出现,他的著译一部一部地出版。
      到底是什么原因,使杨骚同鲁迅疏远了?这似乎是一个谜。又似乎只有许广平曾揭开过这个谜。
      许广平是这么认为的。林语堂的一个侄儿向鲁迅借钱未果,有怨言,而林语堂这个侄儿是杨骚的至友,杨骚“从此也绝迹不来了”。林语堂的这个侄儿很可能是指林惠元。此外,鲁迅“先生早预备翻译一本什么书,被他(指杨骚)晓得,他就赶速译出付印,以为如此可断送先生生路。”(见许广平著《欣慰的纪念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5月版)。如此,两人的友情便中止了。
      当时,有一部原苏联的长篇小说在进步青年中流传甚广,这就是《铁流》。鲁迅也有过这么一段话,“《铁流》虽然已有杨骚先生的译本,但因此反有另出一种译本的必要。别的不说,即其将贵胄子弟出身的士官幼年生译作‘小学生’,就可以引读者陷入极大的错误。小学生都成群的来杀贫农,这世界不真是完全发了疯么?”这是在曹靖华译本的《〈铁流〉编校后记》中说的。鲁迅说这段话是在1931年10月10日。这段话对杨骚的不满之意,随便一个读者都可以感受得到。
      作为后人,我很想了解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?
      1956年10月,鲁迅去世已整整20年。这时,杨骚定居在广州,因患病在广州近郊的白鹤洞休息治病。广州作家协会准备召开一次鲁迅纪念会,9月下旬就告诉杨骚,要他当纪念会的主持人,他担心自己身体不行,胜任不了。10月近中旬,身体状况仍不好,杨骚建议是否换人,当时在广州曾与鲁迅有过往来的作家还有欧阳山和冯乃超,后来冯乃超答应主持这个纪念会。
       10月19日,杨骚在日记中写:“荣(指杨荣,杨骚的侄儿)前往参加鲁迅纪念会,顺便看电影。今天的纪念会自己不能去,在屋里看写作的纪念文,什么杂志都有登载。”20日,他写:“夜看报,纪念鲁迅的文章,里面有茅盾、郭沫若、陆定一的演讲,至十二时睡。月色明如画。”在以后数日的日记中,他多次提及看有关纪念鲁迅的文章。病中的杨骚,想起了许多往事。
      在白鹤洞住的小楼后,有一片绿茵茵的草地。杨骚坚持天天下楼在这里散散步。在这些天的散步中,他断断续续同侄儿杨荣谈起当年同鲁迅的交往,也谈了自己同鲁迅彼此间的误解,正是这些误解导致两人的来往中断了。
      他回忆起来,这些误解大概有这么几件事。
      有一回,鲁迅、林语堂、杨骚在一起吃饭,席间,鲁迅同林语堂发生激烈的争执,大家不欢而散。离席后,鲁迅气仍未消,他拉杨骚要到自己家里,再谈谈话,正好杨骚拉肚子,不舒服,没有同鲁迅回去。鲁迅以为杨骚偏袒自己的老乡林语堂,心里有了疙瘩。
       这实际上是有的现代文学史研究者称为“南云楼风波”的事。《鲁迅日记》1929年8月28日记下了这件事。
      第二件是有关论战的事。创造社和太阳社曾一度将批判的矛头指向鲁迅,鲁迅也撰文反驳。当时,鲁迅同杨骚的关系很密切,他希望杨骚也写文章驳斥创造社的言论。杨骚的诗集《受难者的短曲》1928年11月出版后,次年5月又再版,诗集再版不久,刍尼(即施蛰存)写了评论文章,对诗集提出尖刻的批评,且多有嘲讽的语句,杨骚正在准备写阐述自己意见的文章,因此就没有应承下来。9月下旬,待他的文章写好后,不久,这场文学界内部的论战也结束了。此事鲁迅心中也存有看法。
      这两件事过后,有一次,杨骚在一场文学青年的聚会中,正在兴奋地谈论着什么,年轻人在一起,海阔天空,胡侃一通,正在这时候,鲁迅进来了。杨骚看到鲁迅,没有收住话头,也没有起身招呼,继续着自己的话题。在鲁迅看来,这大概属于得意忘形,于是拂袖走出。过后,杨骚对自己一时的感情放纵颇感后悔,觉得这样对待鲁迅是很不礼貌。但毕竟铸成了过错。
      还有一件就是关于原苏联的长篇小说《十月》的翻译。苏联作家雅科列夫(又译雅各武莱夫)的这部小说,鲁迅准备翻译,但杨骚不知道,同南强书局签了合同,预支的版税花得差不多了,也译好了,结果只有出版。杨骚翻译的《十月》1930年3月初版,3年后再版。1933年,鲁迅翻译的《十月》也出版了。
      鲁迅是杨骚步入文坛的带路人,这一点杨骚没有忘记。尽管有上面的那些误解,杨骚也表现了一种主动寻解的姿态。有一回,在电车上,他邂逅鲁迅,杨骚上前招呼,但是鲁迅没有反应,当时的尴尬可想而知。从此,他们的关系真正疏远了。
      杨骚对侄儿所说的这些误解,恐怕以后面两件的裂痕为深,其中又以最后一件为最。
      1930年6月,杨骚翻译的原苏联的著名长篇小说《铁流》, 作为“新兴文艺杰作选集”之一,由南强书局出版了。同《十月》一样,杨骚翻译的《铁流》也是中国的第一个译本。这部小说很受读者的欢迎,1932年3月已经出版第三版。 但是,他并不认为自己的译本有多好,当时在上海的同乡文学青年蔡大燮晚年回忆说:“我曾向他索书阅读,他谦和地笑笑对我说,这些书是他从英文本参照日译本翻出来的,时间很匆促,为的是要拿稿费吃饭,难免粗率。他说我的英语不错,可找英文本看,至于中译本,曹靖华的《铁流》是从俄文原本译出的,相信译的比他好,可以找曹译本读。常言说,文章是自己的好,他的话使我顿时感到他真是老实而谦虚,这便是他作为作者的美德。”
      杨骚译的《铁流》当时确是有些影响,当代电影《青春之歌》中,卢嘉川带了一些革命书藉给林道静看,其中就有《铁流》。拍摄时,道具原来是曹靖华译本,导演崔巍认为要尊重历史,那时候曹译本尚未问世,便特意从图书馆借出杨骚译的书,后来银幕上《铁流》的特写镜头,可以清晰地看到“杨骚译”的字样。许多年以后,一些已成了著名作家的当年的文学青年提到杨骚,首先反映在言谈上的就是他翻译的《铁流》,如冯牧,如郭风,等等。这是笔者亲闻的。
      杨骚同鲁迅的私交疏远了,但鲁迅对杨骚在思想上,在创作上的影响是深刻的。杨骚成了左翼作家的中坚分子。
      在左翼作家活动的宣言和函电中,他的名字同鲁迅的名字多次签署在一起,如1932年2月的《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》、1932年6月的《为林惠元惨案呼冤宣言》、1932年12月的《中国著作家为中苏复交致苏联电》、1933年8 月的《中国著作家欢迎巴比塞代表团启事》等。他们实际上仍并肩在一起战斗。
      1936年10月19日,鲁迅逝世了。杨骚悲痛地写下了《切身的哀感》,在这篇悼文章中,他说:“现在鲁迅先生死了,我更觉得非常难过,却一个字也写不出来!我将用什么话来哀悼他呢?我只觉得鲁迅先生之死,比高尔基之死给我的哀感更切身些,更深重些……”
      鲁迅在杨骚心中,永远占有重要的位置。
      许广平后来心情颇为复杂地说:“自从先生死后,那诗人忽然又在追悼文中备致哀忱,忘交谊于生日,洒清泪于死后,人间何世,我实在不能理解这矛盾的现象。”
      如果铺开来写,这将是另外一篇文字
      在人们通常所说的金色的十月中,杨骚平静地回忆了同鲁迅在二十多年前的交往。绿草茵茵,如梦如烟。三个月后,1957年1月15日,杨骚在广州广东中医实验医院病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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