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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朱元璋的废相与“自虐式勤政”|朱元璋勤政

    2019-03-15  红叶文摘网  本文已影响   字号:T|T

       勤勉是一种美德,但也要因人而异,因事而异。   在中国古代皇帝系列中,朱元璋可能是最勤勉的一个。吴晗先生所著的《朱元璋传》曾评价说:“朱元璋用全部精力、时间,管理他所手创的朱家皇朝”,又绘声绘色地描述道,朱元璋“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办公,批阅公文,一直到深夜,没有休息,没有假期,也从不讲究调剂精神的文化娱乐”。吴晗还统计了朱元璋的工作量,“平均他每天要看或听两百多件报告,要处理四百多件事。”这些介绍一点儿都不夸张,从《明实录》和其他史籍中,关于朱元璋勤政的记载可谓比比皆是。朱元璋死之前,遗诏曰:“朕膺天命三十有一年,忧危积心,日勤不怠,务有益于民。”“忧危积心,日勤不怠”,这是大实话,可是称勤政的目的是“务有益于民”,就只能让人莞尔了。
      朱元璋的勤政给其身体带来了严重损害,如吴晗所说,“他把全副精力处理国事,过分紧张疲劳,五十岁以后,体力便支持不住了,害了心跳很快的病症”。一个人的勤勉,居然到了伤身的地步,而且这个人还是富有天下口含天宪的皇帝,这是一件值得玩味的事情。对此,人们的第一反应当然是大加称赞,勤勉总比懒惰好,哪怕目的是为了家天下,一个勤政的皇帝也是个好皇帝。
      然而,细细考究,朱元璋自虐般的勤政,其中的是是非非,还真的一言难尽。
      首先得问,一个皇帝,如此自虐般的勤政,有无必要?在中国古代的政治架构中,皇帝盘踞在金字塔尖顶中,在他的下面有多个分支,如果总是越过多个层次,直接从尖顶插一竿子到底,其运转效率之差是可以想见的。事无巨细,均要亲自掌控的朱元璋就犯了这个管理学上的大忌。他虽是历史上最勤勉的皇帝,却未成为最成功的皇帝,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。
      其次,应该追问这种自虐式的勤政,究竟给当时的政治和社会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?要说正面效应,自然也是有的,那就是在皇帝的严密监控下,官员们会克制和谨慎一些。但相形之下,负面效应也委实可观,且发人深省。大权独揽,小权不放,皇帝和官僚队伍之间的基本信任荡然无存,这样的政治生态中,只能诞生消极、敷衍、只求无过的平庸官吏。终洪武一朝,除了开国功臣,几乎没有治世之能臣,颇能说明问题。
      另外还必须注意,朱元璋的勤政,是其抓权、废除丞相后的一种不得不然。也就是说,这种自虐式的勤政,不仅并无必要性,而且本来就是朱元璋想要的结果。孔子说:求仁而得仁,又何怨?那么针对朱元璋的自虐式勤政,我们也可以说:求自虐而自虐,又何怨?
      关于朱元璋的废相,清初著名思想家黄宗羲在《明夷待访录》有一个直截了当的评价,“有明之无善治,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。”近人钱穆先生则认为,“中国传统政治,到明代有一大改变,即是宰相之废止”。他们为什么会这么说?这就需要对明以前,宰相在中国权力结构和政治生态中的作用,有一个基本的了解。
      
      中国历史上的宰相
      
      钱穆先生有一个颇惹争议的观点,他认为,一部中国史,并不能笼统称为一部皇帝专制独裁的历史。他的这一观点,曾被很多人认为是对中国传统政治的美化,大加讥评。在我看来,批评钱穆的人,并没有透彻了解其意见。
      其实钱穆在《中国历代政治得失》一书中已经说得很清楚,“倘使我们说,中国传统政治是专制的,政府由一个皇帝来独裁,这一说法,用来讲明清两代是不差的。”按钱穆的意思,明清两代的确处于皇帝专制独裁之下,而在明以前,却并不尽然。而钱穆之所以得出这样一种判断,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明以前有“宰相”的存在。
      不妨撮述一下钱穆关于宰相的观点。他认为,在明以前的传统中国,皇室和政府之间是有一种职权划分的。世袭的皇帝是政治领袖,是国家的元首,象征国家的统一,而宰相则是政府的领袖,负政治上实际的责任。
      支持钱穆这一观点,在史料中找一些依据并不困难。“宰相之职,无所不统”,这是明见于正史的原话;汉哀帝在一道诏书中也明确给丞相的功用进行了定位,“丞相者,朕之股肱,所与共承宗庙、统理四海,辅朕之不逮,以治天下也。……秉社稷之重,总百僚之任。”所谓“秉社稷之重,总百僚之任”,显然也是认为,受皇帝所重托,在政府里负实际责任的是宰相。
      作为负政治实际责任的宰相,对皇帝当然是有一定制衡作用的。宰相如果认为皇帝言行不当,可以“谏诤”,而最激烈的对抗,则为“封还诏书”与“不肯平署”两种。所谓“封还诏书”,就是皇帝下一道诏书命令政府办理某事,而宰相认为不可,则可将诏书径直退给皇帝;所谓“不肯平署”,就是臣下有所奏请,皇帝已认可,转给宰相时,如果宰相不赞同,则可以拒绝签字。
      相权对君权的制衡,乃至二者的冲突,史书上并不鲜见。汉哀帝时欲给几位外戚封侯,宰相王嘉即封还诏书,并对皇帝讲了一通“王者代天爵人,尤宜慎之”的大道理,简直近于训斥,皇帝对此也没有办法;汉文帝宠爱邓通,邓通仰仗这一点,对宰相申屠嘉“有怠慢之礼”,申屠嘉退朝命令邓通到丞相府来拜见,不来将要杀他。邓通向皇帝求情,文帝说:丞相召见你,无论如何你还是先要去啊,去了我再召你回来吧。邓通到了丞相府,“免冠(取下帽子),徒跣(光着脚),顿首(磕头)”,向申屠嘉请罪,申屠嘉不肯罢休,邓通以头抢地,碰出血来了,申屠嘉还是不松口,正好文帝派来救邓通的人到了,不过并非我们通常想像的那样,命令申屠嘉马上无条件放人,而是先代皇帝道歉,然后传达皇帝的话,“此吾弄臣,君释之。”邓通回到文帝身边,哭着说:我今天差一点就没命了。文帝对此也只能给予安慰,并提醒他今后对丞相不能失礼。
      以帝王之尊,几乎不能保自己宠幸的弄臣,于此可见丞相之地位和尊严。然而,君权是天生喜欢扩张的,纵观历史,相权得到皇室较好尊重,能够发挥较好作用的,似乎只有汉代。汉代以下,相权逐步被侵削,这是一个总的趋势。比如唐代,就对相权进行了分割,中书省、门下省、尚书省,这三个机构的职权才相当于汉代一个宰相的职权。到了宋朝,相权较唐朝更加低落,军事、财政、人事三权都被分割了。相权低落的另一面,当然就是君权的提升。
      不过,话虽如此说,宰相一职在传统政治权力结构中,究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。宰相的权力无论受到多少侵削,他毕竟还是百僚之长;因为传统政治文化的制约,一个对社稷、宗庙还有点责任感的君王,就仍然会对宰相表示相当的优礼和尊崇。
      权力削弱后的宰相,再被称为政府的领袖当然已经有些名不副实,但我们说他是对皇帝负最大责任的事务官之领袖应该还是适当的。一个朝代有了贤相,未必一定能够成为升平之世,但如果没有贤相,这个朝代却绝对无法让百姓鼓舞。宰相的作用于此可见一斑。
      一个拥有相当权力的宰相,对君王的集权必然是一种障碍。如果这个君王的权力欲非常旺盛,则君权和相权的关系肯定会紧张起来。如何解决这种紧张?历史上固然出现过所谓“权相”,权倾人主,但更多的,是君权恣肆,甚至可能还会掺杂宰相的流血。
      尽管存在这种紧张关系,但君王们囿于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,却似乎都还没有想到将相权连根拨掉的高招,否则,置“天下者,非一人之天下”这样的圣贤名言于何地呢?想出这一高招的,是没怎么读书,也基本没有观念束缚的朱元璋。
      
      贪权者的现实窘境
      
      朱元璋即帝位后的第十三年,以谋反罪诛丞相胡惟庸,并立即宣布废除已有一千五百多年历史的丞相制度,还以“祖训”的形式告诫子孙不得恢复,说“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,文武群臣即时劾奏,将犯人凌迟,全家处死”。
      胡惟庸案的实质是君权与相权的斗争,说到底,这个权力欲极强的君王,最担心大权旁落,只有在他把所有权力都紧紧握在自己手中时,才会有一种安全感,他不能容忍在他之下,还有一个地位和权力凌驾于众臣之上的人,他认为这样一个人物,不论他曾经对自己有过多少忠诚的表白,都是隐藏的威胁。
      朱元璋杀掉胡惟庸,废除了原来政府的中枢机构――中书省,将中书省和宰相的职权分散给六部与六部尚书,这样一来,原有的行政首脑――宰相不复存在,六部及其各自的长官六部尚书,就变为直接对皇帝负责了。也就是说,这个时候的皇帝,已不仅仅是政治领袖,掌握最高决策权,而且还成为领导政府日常工作的行政首脑,国家政治、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,臣下都必须向他禀报,由他亲自裁断。就这样,朱元璋“躬览庶政”,“收天下之权以归一人”,皇权前所未有地急剧膨胀起来,以往传统政治结构中相对独立于皇权,对皇权具有一定制衡作用的力量均被置于了皇权的绝对控制之下。
      朱元璋废相,满足了其垄断权力的欲望,自认为这对朱家天下有利,但问题也接着来了。
      一个政府,特别是在中国这样辽阔的土地上,它的政务和日常事务是千头万绪,一个人对此硬要“事皆亲决”,臣下只是领旨照办,这个人怎么应付得过来?
      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贪权者的现实窘境:因为死死抓住权力不肯放手,事事都要亲自处理,朱元璋尽管起早睡晚,勤勤恳恳,仍然忙不过来,单是看臣下如小山样的奏折这一项工作,就够他喝一壶的。而且朱元璋虽然是个自大狂,但在处理王朝各种事务的过程中,还是觉得应该有些智囊才对。《明史》上说:朱元璋废相后,“又念密勿论思不可无人,乃建四辅官,……诏天下举贤才。”
      看《明史》的记载,这个“辅官”是一个奇怪的职位。他们的职责是为朱元璋讲论治道,与政府官员共同处理某些事务等等,但显然又是不具备裁断权的,究其实,只是一个参谋班子。而且即使是没有什么权力的参谋班子,朱元璋也未能挑选精干之人充任,估计是怕他们逐渐揽权,动摇他的绝对控制,所以这四位辅官“皆老儒,起田家,淳朴无所长”,很难在处理政务和事务上发挥什么实际的作用。不久,朱元璋又不得不下令废除四辅官,此后也未重设,其中一个辅官王本还因故被诛。
      朱元璋洪武十三年正月废丞相,该年九月设四辅官,不到两年又将这一职位废除,组建参谋和顾问班子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,洪武十五年十一月,他又想出了新的办法,就是仿照宋朝的制度,设置“殿阁大学士”,这也是后来“内阁”的滥觞。不过,宋朝的大学士都是给做过宰相的人加上的荣誉衔,象征朝廷对他的特别恩宠,而朱元璋征聘的大学士,负的是顾问之责,品阶却很低,最高的也不过正五品。品阶和威望都不够的人,能发挥多少参谋作用呢?所以,史书上说,虽然有了这样一个表面的顾问班子,朱元璋还是“自操威柄”,其顾问班子于军国大事“鲜所参决”,几乎等于一般的侍从人员。
      从朱元璋设置四辅官和殿阁大学士的动作中,我们可以窥出他的尴尬。
      虽然自认是“天纵之圣”,在经营朱家王朝时也的确殚精竭虑,勤勉得很,但人到底不是机器,精神和精力总有一个限度。既是最高决策者,又是行政首脑的朱元璋处理起政务事务来,也难免有力不从心的时候,仍然需要通过建立顾问班子来寻求臣下的帮助,但他骨子里对满朝文武又是不信任的,所以,他一方面不得不设置“四辅官”、“殿阁大学士”这样一些近似幕僚的岗位,希望他们替自己分担一些职责,可与此同时,他却又贪权恋权,生怕这些权力一旦下移,会对其统治带来不稳定。这里就有了一个悖论,你征聘顾问是为了帮助自己处理一些政务和事务,然而却又不肯授予一定的权力,势必使这些顾问无法发挥作用,你的初衰又如何实现呢?
      朱元璋希望废除宰相后,大权独揽,这样有利于朱家王朝的长治久安,并告诫子孙永远遵照他的这一妙法,其算盘是打得蛮好,可惜他忽略了一点:虽然是“龙种”,他的后代中,是否都能像他这样精力旺盛,而且对经营王朝这么肯费心思?事实证明,明王朝的初期,倒也不乏朝乾夕惕的“雄主”和“贤君”,越往下,则明显是一蟹不如一蟹,甚至有的十几年躲在深宫里不愿上朝处理政事。君主的庸懒,再加上下面没有一个握有足够权力的宰相(明朝的内阁大学士和过去的宰相仍有很大距离),能够在君主庸懒的情况下保证国家正常运转,国事日坏就是必然的了。
      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里,人们并不认为政权应该专属于皇帝一人及其一家,所以,早有“天下非一人之天下”的名言,北宋时期的一个宰相文彦博则对皇帝放言,君主是在“与士大夫共治天下”。比较贤明的君主也是认可这一点的,贞观四年,唐太宗总结隋亡的教训时说:隋亡的根子其实不在炀帝而在其开国之君文帝,隋文帝不肯信任官员,“每事皆自决断,虽则劳神苦形,未能尽合于理”,而臣下有正确的意见也不敢直言,这是隋朝开国未久政治即大坏的根本原因。唐太宗将此作为一条深刻的教训来汲取,后来宋真宗也曾经感慨:“天下至大,人君何由独治也?”
      而喜欢动不动拿历史来观照现实的明太祖似乎对这一切都无动于衷,他所念念不忘的,是权臣乱政,仿佛他稍一放权就会出现马上要夺他天下的权臣似的,究其实无非私心作祟。他认定天下就是他一个人的,是他朱家的,除了他和他的家族,权力中心中不应该有其他任何个体和群体的位置,他所要的,就是独治天下。
      唐太宗感叹隋文帝“虽则劳神苦形,未能尽合于理”,现在,明太祖为了国事腰也酸了,背也驼了,按他自己所说,天不亮就起床,到半夜才安息,还经常睡不着觉,我们该说什么才好呢?
      于是,我们不得不回到一个根本性的问题,朱元璋自虐式勤政的本质是什么?一句话:君权空前膨胀的产物。历史发展到了朱元璋这里,他不相信任何人,不能容忍原本已足够强大的权力留下丝毫缝隙,大大小小的政务事务除非紧紧捏在他自己手里,决不会有安全感。这是历史的倒退,而没有丝毫进步的气息。
      朱元璋因勤政而伤身,坦率地说,对此我只有两个字的评价:活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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