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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[张学良并非“西安事变”主谋] 西安事变观后感2000字

    2019-03-30  红叶文摘网  本文已影响   字号:T|T

      1936年12月12日凌晨,西安临潼几声枪响,时任西北“剿总”副司令的张学良和17路军总指挥杨虎城,用“兵谏”的方式扣留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。   如果问这场由张杨联合发动的“西安事变”中谁是主导者,名气更大的张学良一直承担“犯上作乱”的主要责任。在1956年12月,张学良奉蒋介石之命回忆“西安事变”时也确实把自己摆到了主角的位置上,他说:“‘西安之变’,杨虎城乃受良之牵累,彼不过陪衬而已。”
      然而到了晚年,少帅却改了口。在1991年张之丙姐妹对他的采访中,张学良说:“‘西安事变’就是杨虎城……那可以说他(杨虎城)是主角哇,不过名义是我,我是主角了。当然由我负责任。”
      在《西安事变反省录》中,张学良曾经说,如果当时自己是与何成�或是张群共事,就不会有“西安事变”发生。可见,杨虎城“主谋”的重大作用。
      
      事变是按照杨虎城思路发动?
      
      1935年,曾经号称中国最强军队的东北军正处在落魄时期。热河战败后,东北军丢了东四省和河北的地盘,十几万大军依靠蒋介石提供补给,一举一动受蒋介石节制,境况非常凄凉。背着一个“不抵抗将军”骂名离开东北的张学良有抗日的决心,不希望参与任何内战。但结果却事与愿违,不得不接受蒋介石的委派到西北“剿共”。
      来到西安的张学良,很自然地结识了时任陕西省主席、国民党17路军总指挥的杨虎城。只不过,张学良开始对杨虎城的态度非常傲慢,认为杨虎城草莽出身,不过就是个“老粗”。而在杨虎城眼中,张学良却是一个可以联合的对象。
      在张学良到来之前,杨虎城一直希望能在西北建立一个抗日基地。当身负国恨家仇和逃跑骂名的张学良到达陕北后,杨虎城就认定这是一个可以联合的抗日对象。为了抗日,杨虎城曾两次向张学良谏言,要对蒋介石有所行动,这在张学良所写的《西安事变反省录》中有过详细记述。
      第一次是在1935年10月初。据张学良回忆,那时的杨虎城就对“剿共”态度消极。他向张学良陈述,无钱又无补给,还发牢骚说“剿匪”等于“无期徒刑”,“以中央军之数量,东北军之精锐,皆未能消除共匪,区区如彼之军队,能何为乎?”
      同年11月,当东北军的109师被毛泽东指挥的红军歼灭后,张学良也向杨虎城袒露了“倦于剿匪”的心情,杨虎城向张学良建议:向蒋公进言,停止剿匪,团结抗日。
      第二次是在1936年12月初。当年11月,蒋介石飞抵洛阳,进一步策划“剿共”。张学良于12月2日只身飞到洛阳,向蒋介石进言,要求停止内战,一致抗日。双方发生尖锐冲突。
      张学良指责蒋介石“这样专制,这样摧残爱国人士,和袁世凯、张宗昌有什么区别”。蒋介石严厉表示:“我是革命政府,我这样做就是革命!”“匪不剿完,绝不抗日。”在阅兵时,蒋介石甚至声色俱厉地声称:“主张容共者,比之殷汝耕不如!”老蒋的顽固态度使张学良“有如凉水浇头”。
      回到西安后谈起有关情况,张学良问杨虎城“有何高策可以停止内战,敦促蒋公领导实行抗日之目的”。杨虎城趁此机会问张学良是否有抗日决心,如果有,可趁“蒋公来西安,余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故事”。张学良听后愕然,沉默未语。然而,后来“西安事变”基本上是按照杨虎城“武力扣蒋”的思路发动的。
      
      为是否放蒋两人曾大吵一场
      
      蒋介石被扣押后,宋美龄与宋子文先后来到西安,准备和张杨二人谈判,中共红军也派出周恩来参与了这次谈判。
      1936年12月21日,张杨二人拿出了包括停止一切内战,改组南京政府,开放民众爱国运动等在内的八项主张。谈判之余,张学良因与宋氏兄妹交情很深,故而接触频繁,这让杨虎城隐约有些不安。
      1936年12月23日到24日,张学良、杨虎城、周恩来同宋子文、宋美龄达成了停止内战、停止“剿共”、一致抗日等六项协议。24日晚,蒋介石会见了周恩来,表示以人格保证接受六项协议,并邀请周恩来到南京就国共合作直接同他谈判。但是,蒋介石只同意以“领袖人格”保证。蒋介石不肯签字,张学良却同意放蒋,这让主导这次“兵谏”的杨虎城深感不安,并因此与张学良爆发了一场激烈的冲突。
      据《宋子文日记》披露,12月24日当晚,张杨进行了交谈,杨虎城反对释放蒋介石,为此与张学良激烈争吵。杨虎城觉得这样放人放得不明不白,至少也得让蒋介石签个文件,有个书面的保障。争吵一事,杨虎城没有向外人透露,而张学良却立即去告诉了宋子文。
      宋子文这样记述争吵过程:杨虎城说:“你发动了政变,在未获任何保证下,而今你竟允委员长离去,他定会让你我人头落地。”张学良说:“我个人对政变负完全责任,如果我们接受他的领导,一切均会好转,若否,则尽可开枪将他打死。对其行动方针,难道还有其他选择,难道我们不想结束此等局面?”杨虎城不满地离去。
      张学良自己在《西安事变反省录》中也承认,在送蒋介石离陕问题上,与杨虎城发生歧见。在1957年所写的《坦述西安事变痛苦的教训敬告世人》中,张学良还对与杨虎城的争吵内容做了补充:“我们不顾一切的行动,是为了发动要求蒋委员长领导我们抗日,今日已确知抗日前途有着,那么我们还要蛮干下去,必使内战扩大发生,而使蒋委员长失去领导,而走向相反的方向,那才是真的有反初衷呢!你怕死吗,你若是怕死,何必要发动这种大胆的叛变行为,我将只身护送蒋委员长入京,上断头台我一人承当,我绝不牵连任何人。”
      1936年12月25日下午3时左右,张学良给杨虎城打电话,通知他,自己已经决定放蒋介石回南京,杨虎城示意劝阻,但张学良已然不允许他再辩解了,只是说,再不走就走不了了。杨虎城措手不及,只好服从。
      在张学良亲自陪同下,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。离开西安前,张学良留下手令,把东北军交给杨虎城指挥。没想到这一次竟是张杨二人的诀别,张学良因此永远失去了自由,而提议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的杨虎城在1949年死于国民党特务的暗杀。
      摘自《特别文摘》2011年第3期
      
      张学良自我评价
      
      在事变之后几十年间,张学良一直坚持:“作为一个军人,我是应该被枪毙;但是依我的良心,我没有做错!”
      在张学良90岁生日的晚宴里,国民党多位重要大员,带着当时国民党主席李登辉的贺信,前去给张学良贺寿。张学良在宴会的致词里,效法使徒保罗,谦虚又兼客套地说:“我真是虚度了90,对国家社会人民毫无建树,正如《圣经》上所讲的即保罗所说的话:‘我是一个罪人。’我不但是罪人,保罗说:‘我是罪人中的罪魁。’我自己感觉真是万分地惭愧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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